而1985年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则明确提出了“调动各级政府、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”、“采用多种形势和办法办学”。
到1992年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》中，更是明确把教育列入了第三产业，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，并坚持“谁投资、谁受益”的发展原则。
可以说，从80年代开始，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探索就开始了，只不过90年代以后财政收入增加的越来越快，财政性教育经费却并没有随之增加，反而有恶化的趋势，这为后来的畸形教育产业化提供了土壤。
根据《中国财政年鉴》的数据，从1984年到1990年，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基本在2.5％上下浮动，1990年到1998年，反而再也没有超过2.2%，中间好几年甚至不到2.1%。
跟自己比下滑，跟世界其他国家比更惨。94年的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》，按照教育经费占政府总预算的比例排名，中国在151个国家中排149位，当时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公公教育经费与GDP的比重平均为5.2%，而我们将将2%，连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.6%都没够上。
事实上，83年就定下的新世纪初实现教育经费支出占GDP超过4%的目标，一直多等了12年，到2012年才实现。这还是在把教育提升到“科教兴国”的战略高度下才勉强完成的。
在一个严重供不应求，管制和垄断却没有松动的领域大推市场化，实际上是把垄断资源和管制的市场化，价格飞涨、分配不均加剧是必然的结果。
98年向中央提出高校扩招的汤敏说：当时中国一年招一百万大学生，全部由财政支持，但财政很困难，只有这么多钱。而当时正逢亚洲金融危机，从上到下都在找内需突破口，从亚洲开发银行回国的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发现，中国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，而对教育的价格弹性敏感度不高，于是提了一个建议：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消费点。
他算了一笔账：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，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，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元。
这个建议在98年11月通过特殊渠道递上去，到第二年6月，国家就宣布了启动扩招。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，第一年扩招了47%，后面扩招规模越来越大，很快达到了原来的7倍，远远超过了汤敏原本的设想。
后来因为被称为“教育产业化”之父口诛笔伐，汤敏04年接受采访还为自己叫屈，说自己同时还建议了配套的贫困生补助和助学金，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2004年之后中国高校的助学贷款金额开始狂飙（如上图）。从每年30亿左右的规模迅速提升到100亿以上，近些年已经达到了接近300亿元的规模。教育部还公布过一个数据，十八大以来的6年间，全国共资助学生达到5.2亿人次，资助经费总投入达到8864亿元。
所以今天，你已经很难听到2000年前后那种“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”的新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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